我想说，我不久前也坐在这里。但时间过得太快，我毕业时做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。我和你们一样，毕业于一个周五，然后周一，我就开始工作了。我准备取得成功。我准备开始了，准备实现自我了。我很积极，很激动。我受过良好教育，我受到了毕业演讲嘉宾的鼓舞，我准备开始自己的事业准备好了。周一，我就在一家名为甲骨文的小软件公司开始工作了。她位于旧金山的一家小软件公司。我到那里工作，他们也很激情，很有活力。我告诉你们情况是怎样的。我在那工作，你们刚才也知道了。我在那里获得了较大的成功，我是最年轻的副总裁，最年轻的高级副总裁。我在那里创造出了很多伟大的产品。我毕业后的十年很快就过去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。有趣的是，人们总会高估自己一年能做的事，但却经常低估十年所能做的事。十年过去了，我突然觉得有点奇怪。我感觉有些没了动力，没了能量，没了激情，没了那股兴奋劲。我感觉心情很糟糕，变得有些脾气暴躁，有些不爽。

我这一生被许多人伤害过，而且我都记得。但相较于受人恩惠，那些不堪回首的事就显得依稀模糊了。那些同病相怜的过来人、朋友和伙伴，还有对我从未放弃希望的母亲。她知道女儿总有一天会康复，而她愿意一直等下去。那位和我萍水相逢的医生，不仅坚信我有可能康复，而且一定会康复。我病情不断复发，令人心力憔悴的那段时间，他告诉我的家人:“别放弃希望! 我相信Eleanor能捱过这关!”“有时候5月天也会下雪，但夏天终究会来!”14分钟的时间其实不够我去感谢那些拉我一把的好人，有人与我并肩作战，为我挺身而出，还有人盼着我从孤独沉痛中恢复过来。但他们共同造就的勇气、创造力、诚信和坚定信念，让原来支离破碎的我，得以找回完整的自己。我曾说这些人救了我，但我现在才明白，是他们让我有力量拯救自己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让我了解一件我过去始终不确定的事。我所听见的那些声音，其实是以有意义的方式响应过去的伤痛，尤其是我的童年。这样说来，我们不应彼此为敌，是这些声音让我看清那些并非无解的情绪问题。起初这很难去相信，不只因为那些声音好像不怀好意。既然如此，第一步就是学着从我原本理解的表象中找到其中的隐含的意义。举例来说，那些声音曾威胁要袭击我家。那时我习惯以自身的恐惧感和不安来解读事情，而非真正具体的危险。刚开始我信以为真。还记得有一次我彻夜不眠，守在我爸妈房门前，提防我认为那些声音很可能带来的威胁。因为在那之前我自残过好几次，所以家里大部分的餐具都被藏起来。最后我拿一支塑料叉当武器，就是那种野餐用的，然后坐在门外把叉子夹在腋下高度戒备，那情形就像说:“别惹我!你不知道我有塑料叉吗?”

现在人们会问：你吃了这些快乐丸(指抗抑郁药),你快乐么? 不。但是我不会因为要吃饭而不开心，不会因为要回电话而不开心，不会因为要洗澡而感到不开心。事实上我觉得自己的感受比以前更多，因为我现在能够体会到悲伤, 但是不会感到虚无。我会因为工作上的不如意而悲伤，会因为破碎的爱情悲伤，会因为全球变暖而悲伤，这些是我当下能够体会到的悲伤。最后我问自己, “结论是什么呢?” 为什么有些人的生活条件更好却需要去战胜更严重的抑郁? 又为什么我们能够康复?我总是一次次地遇见抑郁之后的康复者，愿意接受这段经历。他们会说, “我很久之前抑郁过，我再也不想回忆那段时光了，我也不会再去分析它，我只希望继续自己当下的生活。”讽刺的是，恰恰是这些人最容易被他们过往经历纠缠不放，回避抑郁只会让它更凶猛。你越躲，它越强。而另外一些人，他们承认并接纳自己有抑郁这个事实。他们表现得更好一些，能够接纳自己抑郁的人最终会康复起来。弗兰克·若萨克夫对我说，“如果一切重新来过，那么我可能会换种处理方式。但是很奇怪地，我很感激我经历过的一切。我很高兴住了40次医院，这段经历让我深刻的理解了什么是爱。我的爱人，我的父母，以及我的医生，这对我而言都是巨大的恩赐，过去是，将来也是。”玛吉·罗宾斯说，“我在艾滋诊所做过志愿者，我跟自己负责的病人不断的说话，但是他们的反应并不积极，然后我想: 是不是对他们来说这样不太友好，或不管用。后来我意识到,在第一次见面的简短聊天中，他们只要能够坐在那里就好。第一次的聊天实际上是一个机会，让他们认识到虽然我没有艾滋病，我没有等待死亡，但是我能够接受他们有艾滋病并不断恶化的事实。我们的需求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后来我学会了如何尽我所能(去帮助他人)。”